在《万历十五年》中，有句描写很有意思。

“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安排了。”

后人对于海瑞的印象，无外乎“清官”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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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廉，他是真清廉。历史上有个故事，说母亲要过寿，海瑞便亲自前往菜市场买菜，结果半路被百姓发现，呼朋唤友招来一大群人跟着“围观”——你问看什么？多稀奇啊，海瑞家今天竟然要吃肉了！

海瑞是忠臣，也是孝子，但是身为一方父母官，却连肉也不能让家人吃上，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还是做父亲，都算不上及格。

更可悲的是，他做官员，依旧不及格。“清官”两个字，他只担得起一个“清”。

读完《万历十五年》，袅袅合上书，想了很久，在大明的朝堂上，究竟应该给海瑞一个怎样的定位呢？

思考再三，竟然觉得，海瑞是一个合格的“偶像”。

他就像一尊泥塑的菩萨，摆在祠堂里，好看是好看的。但你要问有什么实际用处么？没有。

闲来无事的时候，老百姓喜欢求求神，拜拜佛，算是一种精神寄托。但真到了危急关头，全家人都要逃亡了，谁还记得起这尊神像？

当年明月借用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评价方鸿渐的一句话来评价海瑞：你是个好人，但并无用处。

于是，海瑞便继续在神坛上安然坐了五百年，受着香烟缭绕，谁也不知道，他那双眼睛里究竟还能看得见谁。

又或者，从一开始，他就谁也没看见。

海瑞在地方上时，不能说没有功绩，只是这些事情桩桩件件摞在一起，总是透出几分古怪。

要说海瑞遵循法律吧，可他判案的标准，那是真的奇怪。摘录一段海瑞的断案作风如下：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一方面，在有亲戚关系的案件中，海瑞极其尊重传统礼教观念中的“长幼尊卑”，我年龄大我有理，我辈分大我有理。古代人在面对长辈的时候本就是弱势一方，海瑞的偏向，则又为天平的倾斜额外加了一份筹码。

但遇到穷人与富人相争的案件，他又开始“我弱我有理”那一套了：涉及到钱财问题的，就把过错推给富人；涉及到面子问题的，就把过错推给穷人。

同一种道德，矛盾的思路。

但在另外一些需要讲究人情的事情上，海瑞又铁面无私得近乎严苛：他要求解决争议必须以书面契约为准，但以明朝中期的农民识字率，谁会专门订立一份书面契约？

于是在海瑞的治下，甚至出现了佃户不敢交租，借贷者不敢还债的奇闻。

张居正和海瑞，可以说完全不是一根绳上的人。

张居正是忠臣吗？当然是。

在主少国疑的特殊时期，如果没有他，明王朝早就不知道翻来覆去地亡了多少回。虽然他独断专行，极其嚣张，而且做人特别双标——自己花天酒地，却不允许小皇帝朱翊钧模仿他的做派，一言不合就要大骂对方一顿，导致小皇帝心里一直对这位老师很有阴影，乖得像只鹌鹑。

但张居正还在的时候，没人敢玩党争那套。

当年明月说，张居正是一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巧了，海瑞正是一个除了道德一无所有的人。

所以说，张居正不喜欢海瑞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咱也不知道朱翊钧是怎么想的，张居正死了没多久，他就美滋滋地要重用海瑞。

年逾70的海瑞刚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向一切违背“道德”的行为开战了。

一个以“道德”为一切评判标准的人，是很可怕的。

海瑞非常推崇朱元璋时代的严酷刑罚，认为贪污达到八十贯就应该被处以绞刑还要剥皮充草，以儆效尤。

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海瑞不懂吗？也未必，有可能只是不屑而已。

万历十五年，垂垂老矣的海瑞终于驾鹤西去。这一结果，无论是跟海瑞一起共事的南京官员，还是远在北京的人事官员，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黄仁宇将海瑞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将人类的一举一动都“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毫无疑问，他是礼教的代表，道德的高标。

而在官员们纷纷如释重负的时候，从南京当地到海瑞故乡的百姓们却纷纷穿起白衣戴起白帽，一路祭奠哭拜。他们一生当中未必真的在海瑞手下受过什么益处，这种带着一丝机械式的浓烈情感，让海瑞在“人”的范畴之外，甚至又具备了一丝“神性”。

可能这就是“偶像”吧。

你没有办法跟一个不识字的乡野村夫讲法律，但人类的道德是共通的。

于是海瑞也就在这道德铸成的祭坛之上，继续风风光光地享受人们的追怀。

作为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书籍时常会让一些传统观念浓厚的中国读者感觉到一丝“冒犯”，但对于更多视野广阔的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崭新的体验。

中国人崇尚道德，但它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是万能的。张居正和海瑞，两个如此鲜明的例子，你认为，哪一个才会将历史引导向正确的方向？